在北京访学的时候，我的导师胡定荣是课程论方面的专家。他的研究生团队当时在翻译博比特的《课程》。作为英语老师，我也有幸加入了这个读书小组和他们一起翻译，一起研究，一起讨论。

1918年，美国的课程理论专家博比特出版了教育史上第一本课程理论专著《课程》，这也标志着课程已经从教育理论中分化为独立的学科。当时，我负责翻译校对的是本书的第六章——《课程编制中的科学方法》可以说是博比特课程理念的集中体现。课程，其本义是“跑道”，即通向某个目标的路径，具体说来，就是实现某个教育目标所需要的经验与知识。也就是说，课程不是作为孤立的内容而存在的，而是作为一种“通向目标”的行为与手段而存在的。研究课程，首先要确定教育的目标。但是，在博比特看来，当时美国的教育目标是模糊不清的，他说：“教育中起支配作用的目标还没有经过充分地细化。我们目前所能设定的是模模糊糊的文化、没有界定清楚的学科、朦朦胧胧的所谓个体的和谐发展、极不明确的所谓道德培养，没有细化的社会效率，或者，常常只是对工作生活的逃避。很多时候，没有占支配地位的目标；教育机器只是按部就班地运转。教育目标往往是瞎猜的，甚至连瞎猜还不如，这就使得我们对教育方法和过程不可能还有什么指望，无非也就是瞎猜。但是，一个充满这类大而无当、得不到明确界定的目标的时代很快就要过去了。一个科学的时代，要求的是精确化和专业化。”（P35）博比特所说的精确化与专业化，其实也是工业社会的特点。他认为，教育的目标就是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这原本是功利主义教育家斯宾塞的观点。在作者看来;“教育的一项职能就是训练每一个公民，无论男女，但不是为了那么关于公民生活的知识，而是为了让他们娴熟于公民生活；不是为了卫生学方面的知识，而是使他们有能力保持强壮健康的体魄；不仅仅是为了那些抽象的科学知识，更是要让他们把控现实情形时有效地运用这些思想。”这一点也是博比特对教育目标的认识。

本着这样的教育目标，博比特说：“核心的理论是很简单的。人类生活，无论种类多么复杂，其组成部分都是各项专门活动的完成。教育为未来生活做准备，实则就是明确而充分地为这些专门活动做准备。”（P36）既然教育的目标如此明确，那么课程的定位也就相对明晰了：课程就是这样一套孩子们和年青人必须通过完成目标而具备的经验。也就是说，课程的实质就是某种直接或间接的经验，这种“经验本位”与此前的赫尔巴特的“知识本位”是截然不同的，而与杜威的进步主义课程观有相似之处。真正的课程不能只指向知识，更要指向学生的经验。在他看来，“课程”有两个层面的含义。首先它是整个的经验，既包括无指导的，也包括有指导的，都旨在拓展个体的能力。其次它是一整套有意识的指导下展开的训练经验，学校使用这套经验，来使得个体能力的施展变得充分而完美（P36）。因此，制定课程的人，首先要成为一个人类本质和人类事务的分析者。“他的首要任务是要找到一个社会成员想要高效完成其职业劳动所需的整套习惯、技能、能力、思维方式、价值观、进取心等等；同样地，要找到公民活动所需要的整套东西；以及找到他们的健康活动、娱乐、语言、家庭、宗教。普通的社会活动所需要的整套东西。”（P37）

至于如何开发课程，博比特给出的答案是：活动分析法，即分析人类社会与生活中的各项活动，例如语言活动、健康活动、公民活动、一般社交活动、休闲娱乐活动等，分析这些领域又包括有哪些具体的小单位，并要一直分析到发现可以履行的恰当的具体活动为止。当具体的活动清晰之后，博比特又据此分析儿童实现活动目标所需要的具体的能力，这种能力应该是由知识、技能、习惯、价值、态度、鉴赏力等多种成分组成，由这些能力要求组成了课程的目标。本书的第二至第六部分分别分析了职业活动、公民教育活动、身体健康教育、休闲活动的教育以及社会交际教育等具体的板块，这些板块实际上也是学生在学校的教育内容的主要来源，当然，也是课程内容的主要来源。对于如何实现课程的目标，如何培养学生的能力，博比特十分强调经验、经历、体验的重要作用，这些恰恰是与传统的讲授、传授、记诵等相反的教育手段。他强调职业训练过程中的体验，强调公民教育中个体的意识，强调身体健康教育中锻炼的重要性，强调游戏在休闲活动中的地位，强调通过阅读提升阅读能力，强调在实践中训练母语与外语能力。这一点与杜威的经验主义教育以及民主主义教育是有相通之处的。

美国当代著名的课程论学者丹尼尔·泰纳（《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的作者是拉尔夫·泰纳）曾经说：“课程有一个悠久的过去，但只有一个短暂的历史。”独立的课程理论其实就是从博比特的《课程》开始的，虽然斯宾塞首次使用了“课程”的概念。博比特的学生拉尔夫·泰纳也正是在老师研究的基础之上，对课程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泰勒原理”，即课程编制的四条基本原理。《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出版于1949年，这本书很多理念的雏形来自于博比特，例如对课程目标的强调以及选择与组织经验的过程，只是泰勒将老师的观点更加理论化、系统化了。还有，泰勒重视“课程评价”，这也是超越老师之处。在博比特看来，学生实现充分经验后，课程任务就结束了，而泰勒敏锐地发现了“评价”的问题，这一问题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受到重视。

如果将博比特的《课程》与多尔的《后现代课程观》对比阅读，还是可以捕捉到现代主义课程范式与后现代课程范式之间的藕断丝连之处。另外，本书的翻译也值得称道，译者字斟句酌，让本书充满了可读性。

（英语组 林浈）